陈云,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堪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是党和国家历经风雨考验的杰出领导人,同时作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的地位举足轻重。此外,他亦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他拥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广泛的知识储备。称他为共产党内学识渊博的佼佼者,毫不夸张。陈云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酷爱学习
1986年四月,陈云挥毫题写了“闻鸡晨舞剑,借萤夜读书”十个字。这十个字,实则深刻映照了陈云先生毕生对知识的热爱与追求。
陈云家境贫寒,幼年及少年时期并未接受过多正规教育,然而他对学习充满了热情,勤奋自学。十四岁时,他踏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成为学徒,那时他的唯一爱好便是读书。上海,作为当时中国南方的文化中心,商务印书馆亦以其浓郁的文化气息闻名,这为陈云广泛阅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年轻时的陈云,不仅从微薄的薪水中省出部分资金购置书籍,充分利用书店的资源,更是借阅书籍进行阅读。随后,他更是进入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上海图书学校深造。广泛的阅读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青年时期的陈云对政治动态充满关注,因而广泛涉猎了众多政治学著作,进而接触并坚信了三民主义。随后,他深入研读了大量介绍与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述相较于三民主义更具说服力,于是毅然决然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终身坚守这一信仰。在此之后,陈云在继续广泛学习、掌握各类文化知识的同时,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习的核心。最终,他不仅成为了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而且他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在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长河中,乃至在人类经济学科的发展史上,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云同志在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关键的阶段。
“我的入党动机,显然受到了罢工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深刻影响。那时,我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资本制度浅说》,尽管《共产主义ABC》尚难以理解,但这些著作所阐明的真理,在我看来,远胜于三民主义。”然而,那时的陈云尚未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认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陈云在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中,深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系统学习的迫切性。得益于中共上海党组织对党员学习的积极推动,陈云从此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系统阅读。他尤其专注于《共产主义ABC》一书,通过深入研读,陈云对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有了较为系统的掌握,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深思熟虑。这使他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唯有推翻剥削制度,才能最终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进而解放全人类。
昔日,上海党组织举办了一系列流动式的党内培训,旨在提升党员的理论素养。其中一项核心任务是引导党员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配备了专业的教师进行辅导。每当流动培训班启动,陈云总是积极踊跃地报名参与。自1925年入党起,至1926年上半年,陈云参与了超过二十次此类培训。在教师的悉心指导下,他系统地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品,并深入学习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理论书籍。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以及相关理论著作,陈云的理论素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撰写了大量具有深刻见解且能切实指导实际工作的文章。
在第二阶段,陈云投身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系统研习。自1935年起,他得以整日专注地深入学习。当年五月底,陈云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纵队政治委员,奉命前往上海及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后的情况。任务完成后,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选择留在莫斯科,加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不久后进入列宁学院中国部深造。在那里,他潜心研读了马列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俄国革命史、工会运动、农民运动、政治斗争及武装斗争的策略。他对这段集中学习时光极为珍视,刻苦钻研,乃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年,与陈云同在列宁学院中国部求学的,还有陈潭秋、曾山、孔原、滕代远等同仁。陈云以其勤奋好学著称,成绩斐然,曾荣获“学习突击手”的称号。学习归来后,陈云受命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教职,讲授党建与工会建设课程。这段讲学经历不仅锤炼了他的逻辑思维与口才,更激发了他进一步深入学习的热情。那段时光,是陈云对马克思主义学习最为专注、精力投入最甚、学习最为系统的阶段。正是这段时期的勤奋学习,让陈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系统的理解,使他成长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云同志有着‘挤’的经验,他知道如何从忙碌中挤出时间来读书。”
“凡条件允许的地区,均可参照此模式建立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应举行两次讨论会。”毛泽东更是以身作则,借鉴陈云组织学习小组的经验,于1941年9月26日在党中央机关组建了一个中央高级学习组,亲自担任组长,王稼祥担任副组长。随后,中共中央还成立了古代哲学研究会,毛泽东担任组长,陈云加入该研究会后,毛泽东提名陈云担任副组长。
第四个阶段,正值“文革”时期,陈云凭借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潜心研读,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1969年下半年,他意外收到命令,需“疏散”至江西省“蹲点”。然而,对此陈云早已有所预料。他计划利用这次“蹲点”的机会,再次全身心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并制定了一份严谨的学习日程。因此,在离开京城之际,陈云携带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其中,唯一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是《鲁迅全集》,这是因为他尤为喜爱鲁迅的作品,故此携带以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余,作为心灵上的调剂。在近三年的系统自学过程中,陈云刻苦钻研。尽管窗外“文革”时期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屋内的陈云却端正地坐在桌前,一丝不苟地研读书籍。他不仅用铅笔在马克思主义原著中标注重点段落并反复研读,还坚持做笔记,将自身的感悟记录下来。这一时期,陈云对学习的热情近乎痴迷。即便子女前来探望,他所谈论的最多也是学习,并敦促他们深入学习理论知识,尤其是哲学。在与子女的通信中,他写得最多的同样是学习,并对他们的学习给予具体的指导,强调他们不仅要阅读马列经典,还需订阅《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以便及时了解国际形势和中央的政策。每当听说子女的学业有所进步,陈云都显得格外欣慰。
“实事求是,绝非一个简单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若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正是依托于在江西对马列著作的深入研读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思熟虑,陈云才撰写出如此见解独到的文章,使之成为中国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文献。
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云同志的重要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陈云同志跻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即便身处要职,他仍秉承着热爱学习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时期,他对众多新兴学科的探索尤为投入,勤奋汲取新知,积极投身于对新问题的探究与解决。
“一生勤奋好学,尊重实际。”这样的评价无疑是客观公正的。陈云的一生,正是对学习充满热情、终身追求知识的一生。
学习有道
在漫长的自学旅程中,陈云精准把握了学习的节奏,构筑了一套科学而严谨的学习体系。得益于这一方法,他的学习成效显著,对知识的理解透彻,理论素养也得以迅速提升。陈云博学多才的成就,与他准确领悟学习之道并运用科学的学习技巧密不可分。
一、学习有针对性。陈云在求知过程中,并未盲目涉猎众多领域的书籍,他的阅读并非平均分配精力,而是有所侧重。他的学习焦点始终集中在哲学领域。据对陈云学习生涯颇有研究的陈云长子陈元所述,其父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情有独钟,将“精通哲学,终身受益”视为学习的根本原则。陈云认为,学习哲学即是掌握正确审视问题的思维方法。他常以“哲学修为不佳,便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何为抓住主要矛盾”这句口头禅来警示他人。
陈云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孜孜不倦地钻研,亦将大量精力投入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探讨。在延安时期,他潜心研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经典著作。对《论持久战》的反复研读,使他不仅对毛泽东的军事、政治才能由衷敬佩,更深刻领悟了辩证法的真谛。在其撰写的理论文章与发表的演讲中,无不洋溢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这正是陈云通过哲学学习,其理论素养与思辨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的见证。深入研读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陈云领悟到核心所在——实事求是。他对于如何实践实事求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最终提炼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心得。陈云曾言,这十五字中,前九字体现了唯物论,后六字则彰显了辩证法。在革命与建设的道路上,陈云便是凭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领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陈云不仅致力于自身哲学学习,更积极倡导党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深入研习哲学。在他看来,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哲学知识,是革命与建设事业不可或缺的指导,是掌握科学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具体革命实践以及防范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关键所在。在1987年7月撰写的《身负重任与学习哲学》一文中,陈云明确指出:“要有效地领导我们的党和国家,首要之务在于确保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正确无误,而这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学习哲学,能启迪智慧。掌握哲学,受益终身。”陈云期望中央领导层能够率先垂范,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相关同志共同学习哲学,并将此视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视其为个人肩负的重要职责。
步入暮年,陈云虽已卸任领导之职,却仍旧督促身边的工作人员深入研究哲学。他分享了自己一生研究哲学的心得体会,为工作人员学习哲学提供指引,传授学习之道。显而易见,在陈云的终身学习之旅中,哲学学习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这一信念从未动摇。
“革命工作虽是我的专长,但经营工厂则非我所熟,这就需要向所有行家里手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时期,陈云向政务院部长、副部长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学习资本主义工业和手工业中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并指导本部门干部进行学习。
陈云尤为重视从实践中汲取智慧。在其1942年3月所撰写的《到何处求取真知》一文中,他特别强调了投身实际工作,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陈云文选》1-3卷。
三、坚持不懈。在延安时期,陈云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时常向部下干部传授一个理念——“终身学习之路”,强调自学的重要性。他曾言:“你如今二十余岁,若能活至六旬,便拥有四十载光阴,届时你将成为无与伦比的‘博士’。只要持之以恒,铁杵终能磨成绣花针。”他还强调,学习无需等待特定时刻,只需随身携带两本书即可。陈云的一生正是如此践行。无论何时有空闲,他都会捧起书本阅读,求知若渴。在上海危机四伏的岁月,在长征途中的艰难跋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繁忙的工作中,陈云始终随身携带几本书,一有空闲便阅读。数十年如一日,他的阅读量之巨已难以估量。陈云曾言,学习需与懒惰抗争;要抵制“自满自足”“自以为是”“自视甚高”以及不愿学习或对学习缺乏信心的心态。这些话语正是他对自身学习经历的真实总结。
四、重点精读。陈云主张读书要有重点。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他都作为自己的重点书目,反复阅读,深刻体会。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书籍,除了通读外,陈云选择其中经典著作作为学习重点,反复研读。陈云不止一次通读《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以及斯大林的著作,而对于其中的许多重要著作,他则长期、反复研读,这样做的结果,使他对这些重要著作不仅理解极深,而且能背诵著作中的主要内容。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时隔十多年,仍然能讲出各主要段落所包含的基本观点。1989年春夏之交,他在会见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时,不仅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包含的基本观点完整讲述出来,甚至达到几乎全文背诵的程度。要知道,那时的陈云已经八十多岁了。
学习必须做笔记,读书时需全神贯注,认真思考,逐句理解,避免一知半解,力求融会贯通。
六、精心规划阅读计划。陈云在阅读时,总能根据自身的工作与休息时间,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读书计划。一旦计划确立,他便严格执行,坚定如磐石。“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陈云遭受批判与打压,却并未被打倒,仍有幸参加中央高层组织的游园活动,并得以登上天安门,然而,他已被剥夺了工作机会。陈云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家人表示:“看来中央不会再让我重返工作岗位了。我将专心致志地投入到阅读之中。”他自己制定了一个为期五年的读书计划,专注于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毛泽东的著作。计划既定,他即付诸实践,最终圆满完成了所设定的阅读目标。后来,陈云向邓小平提及此事,邓小平亦表示,这同样是一种胜利。
七、实践所学。陈云曾向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宪林阐发过这样的观点:“深入研习哲学,对于工作和生活都大有裨益。分析问题时应秉持一分为二的态度,辩证思考,既要看到积极的一面,也要考虑到消极的一面,这样才能减少失误。”陈云的这些教诲,着重强调了读书需独立思考,将所学应用于实践。他不盲目追随权威,不拘泥于书本,只注重实际,这不仅是他指导工作的准则,也是他阅读的宝贵经验。他阅读时,从不将书中的内容生搬硬套,而是结合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领悟书中的核心原理,并运用这些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
“若书未透彻理解,便急于‘联系实际’,往往会导致南辕北辙,倒不如先彻底消化书中的精髓。”所谓“读懂”,即是吸收并内化。一旦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思想方法,便能自然而然地将之与自身实践经验融合,将具体经验提升至理论高度,进而以这些理论指导实际工作。陈云正是依据这一理念,运用所学理论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提出了众多正确观点与主张。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果断决策,认为我军不应在南满完全撤退,而应坚守临江,这一决策正是辩证法的生动实践。“四保临江”战役中,我军成功对国民党军队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最终赢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不仅提出了注重综合平衡等经济理论观点,还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个主体”与“三个补充”构想(即,“国家经营与集体经营构成工商业的主体,同时辅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个体经营作为国家与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为工农业生产主体,市场调节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中,国家市场为主,辅以一定范围内国家指导的自由市场,该自由市场在国家领导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一构想不仅为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后,陈云深入思考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创新性地提出了“笼”“鸟”关系理论(即,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必须在计划指导下进行。这如同鸟儿,握在手中会窒息,需让它飞翔,但必须在合适的笼子里。笼子的大小需适中,但无论如何,笼子是必要的),这一观点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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